刘元春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理事，本文转自1月5日“网易研究局”微信公众号，原标题为《今年经济复苏“前高后低”，中国GDP可能在2028-2029年超过美国》。
2020年12月29日，2020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暨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接受网易研究局专访，深入分析了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以及内外部环境，信息量很大，采访内容整理如下：
2020年经济可以用两个关键词概括。第一个关键词是V型反转，第二个关键词是抗疫纾困复苏。这两个关键词形成了2020年中国经济的基本逻辑。2020年全年可能达到2%以上的增长速度。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它虽然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最低点，但却是中国经济达到新辉煌很重要的一个节点期。中国的2%是在全世界深度下滑接近5%的状况下实现的，它不仅彰显了我们显著的制度优势，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弹性和韧性，也彰显了我们整体战略和宏观决策的精准性。所以我们需要从历史和战略角度来评估2020中国经济整体发展变化态势，以及它在整个世界和历史上的意义。
2021年经济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复苏向常态化状态推进。第二个特点是，复苏的进程会呈现出前高后低的状况，核心原因是由于2020年一季度深度下滑，二三季度持续复苏的V型反转，基数因素导致了2021年的复苏会呈现出前高后低的态势。但是这种态势并不意味着2021年的经济会从过热到收紧，2021年经济同比增长速度会给大家很多的数字上的错觉。这些错觉来源于诸多因素。第一个是基数因素。第二个是超常态政策向一些常态化政策的转变。第三个是我们处于战略的交替期——十三五所有的项目要结束，十四五全面启动，全面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要开始，在2021年的二三季度全面实施，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战略交替期。第四个是2021年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第一来源于疫情的不确定性。第二是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第三是我们债务率过高所产生的一些内生性的不确定性，以及我们非常规的一些疫情纾困政策，向常规性的宏观扩张政策过渡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认为，2021年复苏会持续，会呈现前高后低的趋势，同时还具有一系列不确定性。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坚持稳中求进的原则，要使宏观经济政策保持它的连续性，使宏观政策调整的力度不能出现全面地转变，甚至出现断崖式的效应，这是我们2021年要关注的几个点。目前信贷虽然有收紧的趋势，但是对“2021年会有类似‘去杠杆’的政策”这种担心没有多少道理。第一，虽然三季度以来并没有像很多人希望的那样进一步降准降息，使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但是它依然保持了相对稳健中性的定位，同时对于结构性的信贷政策，依然保持了它的相对力度。我认为不能够因为市场的一些非理性预期没有达到，就认为货币政策出现了转向。第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很明确，“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所以2021年的主题并不是去杠杆，2021年的主题是要保证经济的持续复苏，向常态化进展。从目前来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变期和中美博弈里，谁能率先稳定复苏，谁就能够抢占博弈的先机，所以2021年的复苏至关重要，不仅仅对于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第一步至关重要，同时对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变期占领战略优势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持续复苏是经济发展核心的焦点，而不是一般的控制宏观杠杆率。但是在持续复苏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由于中国现在的宏观债务率、宏观杠杆率已经很高，这种过高的债务率和杠杆，一定会衍生出一定的风险，甚至局部的一些系统性风险。因此我们不能在货币政策上放得过开，更不能实施2008年、2009年的“大水漫灌”，更不能像欧美在疫情下进行“直升机撒钞票”，实行MMT理论等，中国还没有到这种程度。
纠正“以欧美为师”的思想，构建“以我为主”的政策哲学
这一轮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QE并没有引发通胀。但大家一定要看到，这几年是人类历史上最特殊、最超凡的几年，疫情百年未遇，它能够在全球化如此发达的时代产生如此严重的冲击，其实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对欧美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它是生存与灭亡之间的选择，而不是简单的一个经济的选择。所以欧美采取QE，采取大规模的资产购买，采取大量的政府直接购买国债，国债直接货币化等一系列的超常规举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不仅仅要考虑经济风险，更重要的要考虑在疫情冲击下，保证社会主体的安全性，保证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性。所以它们是先要保命，然后再考虑经济的其他一些因素。中国的经济社会体系，有显著的制度优势。我们能够利用强大的政治动员、社会动员以及各种监控模式，很好地阻击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使经济能够快速步入复工复产，步入到持续复苏的状态。因此中国不需要采取像欧美那样的QE政策、零利率政策、大规模资产购买政策以及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政策。中国不能简单地将我们的这些政策，与世界进行类比，来仿效世界，中国必须要依据自己的国情。很多人以欧美为师的这种思想一定要全面纠正，一定要“以我为主”来构建我们的政策。同时大家也会看到，欧美在目前这几大冲击之下，在2006年之前所形成的宏观调控的哲学和宏观调控的政策体系已经全面崩溃，所以我们不能还按照他们提供的政策哲学、政策方案来指导我们的经济。从目前来看，特别是从美国、欧洲、日本这些国家和地区来看，采取QE这样的政策可能是它们唯一的选择，因为这几次疫情的冲击，已经使它们整个经济社会系统处于崩溃状态，在这种状态里，要想保证这些社会主体的安康，保证经济秩序相对稳定，就必须通过超常规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进行疫情救助和纾困，才能保证这些国家的一些中低阶层的民众生活的稳定性，才能保证财政有足够的空间支持其各项抗疫工作，所以这是一个不得不做的选择，它们没有选择空间。虽然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20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但是中国政府的债务率依然小于60%。同时虽然一些中小商业银行出现了一些问题，也出现了金融市场上的一些债券爆雷事件，但是中国货币政策的空间还非常广，企业稳定生产的基础还是不错的。因此从这个状态里判断，中国的政策一定要根据中国的债务情况，根据政府的职责和功能，根据市场运行的一些基本规律来进行科学定位。外贸2020年超预期繁荣，2021年会超预期萧条？不会
中国2020年出口超预期反弹，是世界产业链、供应链受疫情冲击综合作用下的结果，这也显示了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作为制造业大国所起的关键作用。从2020年的订单来看，2021年一季度甚至到二季度中国外贸保持繁荣的状况是可以预期的，因为从最近的二次疫情来看，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国要在2021年二季度全面控制疫情的概率依旧很小。虽然疫苗的出现极大地振奋了全世界民众的信心，但是，第一是疫苗的生产要一定的过程，第二是疫苗防控还有时滞。更重要的一点是，世界产业链、供应链的恢复也有一个更长的时滞，所以预期2021年一季度，中国外贸状况依然会很好，二季度还会保持一定的良好表现。但是，随着一些主要生产国的疫情得到控制，和它们的产业链、供应链的恢复，中国2020年出口增长很快的这两部分——一个是疫情防护物资，一个是“宅经济”、“不接触经济”的生产设备的出口，这两块一定会受到冲击。但全世界生产的恢复，又会使中国原来一些常规性出口也会得到一些支撑。所以总体而言，2021年整体的外贸具有一系列不确定性，也会呈现出前高后低的运行态势。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它不会像很多人讲的，“我们的外贸就像过山车一样，由于2020年超预期的繁荣，2021年就会出现超预期的萧条”。因为全球复苏会为各国的贸易复苏带来系统性支撑，但是疫情的结构性冲击会在中国身上得到一些体现。对2021年来讲，中国外贸是一个不悲观但审慎的情况。中美博弈正由不对称向对称迈进，中国GDP可能在2028年到2029年左右超过美国
对20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要有战略的眼光、历史的眼光、国际的眼光，疫情为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开启提供了一个战略契机，为中国赢得下一轮中美博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缓冲期。第一，中美贸易争端第一轮协议在2020年，由于疫情的冲击难以得到实施，美国采取极限施压贸易博弈的最极端的方式已经落空，表明它的战略性的失败；第二，由于中国率先复苏，使中美之间的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去年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差不多是68.4%，2020年可能会达到它的71%左右，预计到2025年就会超过85%的重要临界线，按照不变价格来进行测算的中国总体的GDP总量，可能在2028年到2029年左右超过美国。因此，从不对称向对称进行变化的过程，实际上是最为危险的过程，也是最为关键的过程。
因此2020年的疫情阻击战和经济保卫战的胜利，经济复苏的持续，具有战略重要性。前文也提及，2021年的复苏更为重要，谁先稳定复苏，谁就先进入到新的发展周期；谁能利用内部大循环的优先复苏，来构建下一轮的新的经济合作平台和新的竞争力，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两点是大国博弈期中的关键点，从目前来看，我们在这个关键点上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我们要夯实成果。对于接下来拜登政府的执政，有下面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从战略来讲，中美间的博弈实际上是两个经济体，两个民族，两种体系甚至两种文化的竞争，因此它必定会来。它不会因为某一个总统的个性而发生历史方向的变化，因此，我们一定要有底线思维，而不能有侥幸心理。第二，拜登政府上台，他的执政理念和执政的着力点，与特朗普相比会有重大调整，这些调整在一些战术性的安排上，可能会有很大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为我们迎来战略性的喘息期。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按照目前拜登的施政纲领，他会团结欧美的一些盟友，对中国进行集体施压，进行集团性的战略遏制，这是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的，如何进行有针对性的破解显得尤其重要。所以我们对2021年欧美政策的一些调整，一定要在科学研判的基础上来进行分类处理，而不能够简单化。第一，将中国的超大市场、超大经济体的潜力真正挖出来，在世界动能弱化的时候构建国民经济循环的新动能。以中国的超大市场，作为我们内外合作的基本盘，把热爱和平、热爱贸易、能实现双赢的潜在交易对手团结在中国周围。第二，以外促内，利用国际大循环的力量来推动中国的改革依然有必要。目前对南北的经济差异产生了一些讨论。南北经济差异现象很自然，任何一个大国经济在它的市场化、国际化、全球化发展历程中都会出现资源动态配置，都会出现一个增长极的漂移。中国在过去这四十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在市场化和国际化过程中，会从简单的资源禀赋向制度环境、人文环境等一系列系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它的新的增长极和新的要素配置格局。目前出现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个中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中部经济增长点，这种格局符合目前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自然环境，不用过度渲染。第三，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循环的升级，也要求我们在对外布局上要有所调整，这个调整包括我们在亚洲区域进行一些重点布局，要求我们在多元化、区域化上有所发力，在新一轮大变局中构建新的合作平台和新的竞争力，要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控制实现创新驱动。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扫二维码｜关注我们
微信号｜rdcy2013
新浪微博｜@人大重阳